腐败，汉语词源可以追溯到《史记•平准书》：“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此慢慢生发出堕落、败坏的含义。一种天然的化学反应结果被类比运用到政治生活中，甚至扩大到社会生活中，指代那些为了“追求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角色或资源”的现象，也就是对公共权力的败坏。

    一、正视腐败

    正视腐败首先要承认腐败的存在。

    对腐败现象视而不见是不行的，但是仅仅承认到这一步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看到腐败的实质。“反腐败斗争”这个词到了90年代初才正式开始使用，此前一直到80年代初我们用的是“反腐蚀斗争”。因为开始只认为有不正之风，需要反腐蚀。后来发现反腐蚀斗争和纠正不正之风解决不了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问题。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失范的问题，需要首先从规范权力结构入手来解决。
其次要承认当前腐败的严重性。

    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3年半多的时间，各级检察机关查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67505人，每年平均18410人，如果包括因此类原因仅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数目更多。这当然不是全部。实际上还存在“腐败黑数”的问题。它是指没查出来和查而未处（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的腐败案件所占的比重。这个数值有的学者说是80%以上，有的学者则认为达到了95%（见李成言主编的《廉政工程：制度、政策与技术》一书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还有的估算达到99.46%！这样反算实际的达到司法处理标准的腐败人数则分别是每年9万多、36万多和340万多（92050、368200和3409259）人，即使是低限也不少了。

    为什么这么严重？这同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关。此时往往伴有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规模急剧膨胀及地方政府支配公共资源权力加强等现象，同时社会利益关系扭曲、道德体系滞后、法律漏洞逐步显现，失范现象出现高峰期。这在世界上有通例。比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镀金时代的美国、战后日本、私有化下的俄罗斯、革新后的越南等，都迎来一个腐败高峰期。

    二、谴责腐败

    谴责腐败，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

    从人类自然的感情出发，应当憎恶腐败，谴责腐败。但是，现实中党员和群众都有相当一批人，模糊了这个认识，甚至相反地同情、羡慕腐败。这个现象的出现是有原因的。

    首先，有人提出了“腐败有利论”：认为它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润滑剂，特别是针对官僚主义和僵化体制的时候。

    但是，就象吸烟在给你快感的同时侵害健康一样，腐败即使提高效率也会严重损害公正，公正缺失则社会和谐受到干扰，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吸烟根本上不能提高生活质量，腐败根本上不会有利于社会。

    其次，有人提出了“换位思考说”：如果你处在贪官的位置上，你会怎么样？

    考虑到现在的制度环境和人欲横流等因素，不少人可能觉得很难简单回答，于是是非有些模糊了。

    腐败是坏的，但是如果谁上来都很难避免，那么我能怪那个搞腐败的人吗？反过来，可能又要为腐败找各种托词、借口以及“合法性”依据。

    “换位思考说”的症结在哪里？

    一是制度万能，或者说制度+监督万能。腐败的原因是制度有漏洞、监督有死角。但是只靠来自外部的约束不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甚至是有秩序的社会，这个已经为人类历史所证明。

    孔子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政”是政令，“刑”是刑罚。它是按驯养牛马那样来管理社会：听话，给草吃；不听话，拿鞭子抽。孔子认为，这些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会把老百姓弄得“免而无耻”，政刑虽在，但心存侥幸，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把不守规矩当自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这个意思也适用于反腐败。

    二是片面看人性。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果认为每个人到权力的位置上，都只是寻机腐败，也就忘了人性存在追求高尚的天使一面。我们毕竟无法否认古今中外那些清廉做事的典范确实存在。因此，每个人不管处在什么社会角色之下，都有完善自我品质，积极自我约束的责任。违背了责任，就应当受到谴责。

    三、遏制腐败

    痛恨腐败的善良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认为消灭腐败很容易！指望某人或某项制度一夜之间完成这个使命。

    实际上，首先要看到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腐败是无法根除的。

    有粮食，就会有霉变、败坏。有权力等公共资源，就会出现滥用。这都是自然趋势。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这是一个务实的目标。它也说明我们对此的基本态度应当是：遏制腐败。

    趋势虽然不可改变，但是我们在它面前也并非束手无策，碌碌无为。

    熏烤、晾晒、冷藏、添加剂，都可以延缓粮食霉变、败坏的进程。通过综合运用教育、制度、监督手段，不断进行惩治和预防工作，腐败是能够被遏制的，也就是“减少到最低程度”。

    目前惩治腐败的力度在逐步增大（200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提出腐败分子已经进入了一个“开始受审的高峰期”），反腐党纪法规日渐齐备，监督网络稳步完善，教育方式更加有效。

    但是，看看近期爆发的一些大案，如黄松有案和乳制品大面积三聚氰胺超标案，不禁有些怀疑这些措施是否最终奏效？这里举两个同是大国的美国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南北战争后，很多受伤的退伍军人需要救济。当时有一个官员，类似于民政部专门管福利的，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帮他们跟政府打官司，但是打赢了之后要提60%，甚至70%。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职位决定他实际上就是跟自己打官司。

    另一个例子是有一个所谓的企业家到农村去收购老鼠，大概一两美分一只老鼠。根据老鼠的大小，他收购了几百万只老鼠，然后装在笼子里，放到船上，开到纽约的码头，停在那里。然后租用了一些商店，把老鼠夹子运过去。笼子打开，几百万只老鼠一下子钻到曼哈顿岛上。老鼠夹子销路可想而知，一次就赚了二十多万美元，相当于现在几千万甚至上亿。（曼哈顿是纽约市的象征，地处曼哈顿岛。这里既是纽约的艺术之区，又是纽约市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其中央核心商务区“华尔街”，集中了几十家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以及上百家大公司总部和几十万就业人口，成为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

    依照衡量腐败程度通行的国际标准，现今世界约有10％的国家腐败水平最低，美国即名列其中（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5）。因此，只要找对治理路径，坚持不懈，我们应该对反腐败的明天有信心。